正确理解政绩观：是什么，为什么

发布时间：

2026-03-20 15:10

“政绩观”，作为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价值基点与思想总开关，既是检验其党性修养和政治立场的重要标尺，也直接影响着党员干部谋事创业的实际成效。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党中央部署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不仅是纠偏治差的现实举措，更是确保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的战略远见。究竟什么是政绩、什么是政绩观？它与基层常说的“成绩”“政绩工程”有何区别？近日，长江日报记者专访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岳奎，就此展开深度解析。

造福为民，不谋个人声名

记者：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词汇，“政绩”在古代有着怎样的内涵？

岳奎：政绩，直白来说就是指为官施政所取得的成效。这个词最早在我国历史典籍《后汉书》中就已出现。

古代人们尤其士人群体看待“政绩”，并非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一个融合了道德操守、民生关怀、个人修养与历史担当的复杂价值体系。它既是国家制度对官员的硬性要求，也是很多士人内心自觉的精神追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了给世人和后世留下一个好名声、好官声，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不少官员都曾取得修水利、劝农桑、办学堂等诸多方面的政绩。政绩观，可以说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

但要看到，纵观历朝历代，官员作为专制统治的代表，他们所追求的政绩本质在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所谓“民为贵、君为轻”等“爱民”“护民”思想，实则是在不改变封建生产关系、不触动地主阶级利益根本的前提下，对社会矛盾进行周期性修复所提出的口号，目的仍然是“治民”“牧民”“防民”。在实现方式上，古代政绩的创造高度依赖官员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才能。与此同时，政绩考核标准的导向性进一步强化了官员对“显性”政绩的投入力度。因此习近平同志早在福建宁德工作时就强调指出：“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帝王将相何其多，但在百姓头脑中留下记忆的也不过百来号人。”

记者：我们所倡导的新时代政绩观，相较于古代实现了怎样的超越与进步？

岳奎：新时代政绩观与古代所说政绩，有着本质差异，这源于生产方式与阶级立场的根本不同。正如马克思主义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政绩观的形成必然受制于特定的经济基础与历史语境。古代政绩观植根于封建土地所有制与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限制了政绩观内涵的深化与外延的拓展，使官员不得不将“增户口、垦荒田、征赋税”等内容作为衡量政绩的重要指标，而将维护封建生产秩序与修复短期社会矛盾作为其主要政绩追求。

与之根本不同，新时代政绩观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它不仅涵盖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全方位追求，更蕴含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不懈努力。树立和践行新时代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而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因此，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绩观必然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绩观，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的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新时代，人民不仅是政绩的享有者，更是政绩的评判者。

在实现方式上，新时代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它一方面强调“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另一方面注重运用系统思维，处理好“显绩”与“潜绩”的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作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

“成绩斐然”，也不一定是政绩

记者：政绩与工作成绩是不是一回事？

岳奎：工作成绩与政绩，看似一体两面、难以分割，实则有着本质差别。工作成绩是个体或群体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具体任务所取得的实际成果，是对具体工作成效的客观呈现。政绩则特指党员干部在履职过程中，围绕区域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等全局性、战略性事业所创造的综合成效，承载着造福于民的使命担当。它是一个更具政治高度、价值深度和实践广度的范畴。因此，政绩表现为一系列具体的工作成绩，而并非所有工作成绩都能自然而然地升华为政绩。

首先，工作成绩具有普遍性，涵盖所有从业者在履职过程中创造的所有可量化、可衡量的具体成果。而政绩则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是党员干部工作成绩中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那一部分。一项工作，即便在业务指标上成绩斐然，但若在政治方向上存在偏差，或损害了整体利益与工作全局，则绝不能称之为政绩。

其次，政绩以“人民至上”为根本价值尺度，而工作成绩则只聚焦于完成任务、提升效能。对工作成绩的衡量，往往聚焦于具体内容的落实情况与实际成效，而较少涉及公共利益、长远发展等全局层面的考量。其评价多局限于个体岗位与具体业务，最终体现为数据增长、工程竣工等客观结果。而政绩必须真正符合人民利益和客观规律，必须是对群众需求的精准回应，必须在实际中增进了人民福祉、促进了共同富裕、得到了群众认同。如果一项成绩只有数字堆砌或外表光鲜，而并未获得群众认同，那么它只能是工作成绩，而绝非政绩。

记者：区分政绩与成绩的关键是什么？

岳奎：一般的工作成绩可能不称其为政绩，但政绩一定是实实在在、福泽人民和后世的成绩。政绩是显绩与潜绩的辩证统一，是短期与长期、当下与长远、身前与身后的有机统一。

工作成绩往往是短期的、局部的，反映单一工作完成质量与效果的，不涉及全局统筹与长远发展的成效。成绩也往往是看得见、摸得着、立竿见影的结果。而政绩必须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经得起科学追问和长远打量，既珍视当下可观可感的成果，更鼓励和表彰那些周期长、见效慢，但为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积蓄长久优势的努力。归根结底，政绩是政治性、人民性、历史性高度统一的工作成绩，比取得一般的工作成绩要求有更高的政治站位、更深的为民情怀、更强的全局观念和更远的历史眼光。

政绩以公心为本，政绩工程因私欲异化

记者：政绩与政绩工程又是怎样的关系？

岳奎：这两者的区别可太大了。

它们都有“政绩”二字，根本上却是对立的，水火不容。政绩是党员干部在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公平正义等方面履职尽责取得的实际成效，是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现实成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而政绩工程则是指少数领导干部在错误政绩观指导下为追求个人声誉、实现职务晋升或获取政治资本实施的脱离实际、劳民伤财、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样板工程。本质上，它是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施政行为上的集中体现。一言以蔽之，政绩与政绩工程，看似同源，实则殊途，前者以公心为本，以务实为径；后者以私欲为驱，以务虚为表。

从动机与立场看，政绩来源于党员干部对初心使命的坚守。它紧盯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始终将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作为衡量成效的最终标准。真正的政绩，不显于一时一事，而在于为公、为民、为长远。秉持正确政绩观的干部，始终以地方发展为使命，以民生福祉为追求，以公共利益为归依。他们坚持对工作负责、对历史负责、对群众负责，在决策与干事创业中，不囿于个人得失的算计，不留恋短期出彩的浮华。而政绩工程源于个人或团体私欲，瞄准的是个人的升迁捷径，期盼的是一时的官场名声。因此，政绩工程往往脱离实际贪大贪最、弄虚作假，盲目追求各种头衔，热衷攀比各类榜首。它可能是某些干部为自己铺路的“垫脚石”或向上攀爬的“敲门砖”，而唯独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民心碑”。

从过程与结果看，政绩来源于党员干部对客观规律的把握与遵守，是党员干部在履职过程中，立足地方实际、遵循发展规律、紧扣民生需求，通过真抓实干、科学决策所取得的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它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不搞虚浮造势，不做表面文章，既注重当下可见的成效，更兼顾发展的长期效益。而政绩工程则产生于部分干部对客观规律、地方实际以及群众承受能力的漠视与违背。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就是政绩工程的突出表现。因此，它往往造成资源浪费、财政负担加重、债务风险累积的后果。政绩工程看似场面宏大、形象亮眼，却无法解决实际问题、难以惠及普通群众，甚至损害群众利益、破坏生态环境、透支政府公信力，致使群众力量涣散、信任流失，对地方发展造成长远负面影响。其要害，就在于急功近利、好大喜功。

记者：我们如何对待“政绩工程”？

岳奎：首先必须铲除政绩工程的土壤。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正确政绩观教育，引导干部重实干、重实绩、重长远，不图虚名、不务虚功，让“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融入血脉。其次必须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让“潜绩”与“显绩”同考、“民意”与“官评”同在，让搞政绩工程的干部没市场、受惩戒，让创真政绩的党员有舞台、受褒奖，从源头上扭转急功近利、重“显绩”轻“潜绩”的错误导向。再就是必须强化全过程监督和严肃问责、终身追责制度，推进项目、资金、过程全公开，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做事”而非“作秀”、“造福”而非“造势”的务实导向，确保一切工作都奔着解决实际问题去，朝着惠民实效来。（长江日报记者刘功虎）